年，广东人钟敏跑到上海卖刀。那年他46岁，信心爆棚，认为最好的东西都是从上海传出来的。

他到陆家嘴租了办公室，签合同时，还觉得便宜，15块钱一平方米——按他的理解，这个价是按月算的。结果不是，单位是“天”。那是上海的CBD，钟敏咬着牙掏钱，想着弄个高大上的公司。

房租挺贵，租了五六百平方，算下来月租金二十多万。工资也高，“随便”请个高管，年薪就要六七十万。但总算将印着自家商标的刀具，送进了上海各大商超。

两三百个专柜，遍布上海，并往整个华东铺开。钟敏来自“中国刀剪之都”阳江，做了大半辈子刀，给国外品牌代工。年，工厂通过了欧盟重金属质量检测，钟敏自觉有底气出现在国内消费者面前。

然而，那个名字略带土气的品牌没能打开局面，卖出去的货，甚至不够发工资。大型商超规矩相似，每个月必须销30万货，他们没法达到。为了让产品留在商超里，还得自己花钱，把刀再买回来。

从贴牌转做自有品牌，比想象中要难。每个经历过这一步的中国代工厂老板，都懂。

“老师傅”

年的钟敏将满60岁，是工人们眼中的老师傅了。

说是“老师傅”，但与同龄人相比，钟敏显得年轻不少，穿亮色Polo衫，身材匀称，手臂一使劲，肌肉就鼓出来。他至今每天运动，“想跟钟南山先生一样，到80岁还有一副好身材”。

年近六十，钟敏在工作中依然亲力亲为（受访者供图）

做刀这个职业，是钟敏自主选的。

年代末，他在国营刀剪厂做技术工。父亲右派摘帽，领导给他安排工作，到邮局当干部，工资是普通单位的三到四倍，他拒绝了。

“我想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在单位里都挺难的，很多限制。”不单拒绝了邮局这份工，还打算跳出国营厂，单干。

那是改革开放之初，珠三角遍地都是相似的创业故事。整个阳江只有一家国营厂，一些农民卖了地，开起私营厂，著名的“阳江十八子”，也起源于年成立的当地集体所有制小厂。

很多工人来找钟敏帮忙，问机器怎么弄，产品怎样报价。钟敏心想，自己出来干，肯定不比他们差，只不过现在没钱而已。

加班，赚外快，攒钱，买下三台报废冲床，每台元，修好，在年创办了自己的刀剪厂。跳出体制，遭到了全家人反对，“主要是因为父母、妻子、孩子，都靠我来养活”。

如家人担心的那样，钟敏刚出来，就踩到一个大“坑”。货卖到武汉，收货方更换了管理者，“新官不理旧账”，“欠了一两万，那时候一两万好多钱了，简直要命。”

他不懂维权方法，反复往武汉跑，陷在烂账里脱不开身。但又告诉自己，不能耗着，要赶快跳出来，重新起步。

失败不止一次两次，钟敏的特别之处是能做心理调节，及时止损。

这种韧性，他解释为与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。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，父亲是邮电局领导，但在特定时期，这样的家庭背景遭遇了危机，“我妈是臭老九，我爸是右派，父母说，你出去以后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这是你必须做到的，要不有危险。”

钟敏受母亲影响很深。她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，思想前卫，生活体面。“就算在我们最穷的时候，非常潦倒，饭都吃不起了，但她都很干净很斯文。”老太太现在九十多岁，腰还挺直，走路很快。打扮也时尚，穿牛仔裤，白运动鞋，从不在家里洗头，都到美发店弄。平日里发微博，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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